1961年12月，罗广斌与杨益言联合创作的小说《红岩》首次出版。该书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，迅速成为热门话题，甚至被誉为“共产主义的奇书”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仅仅五年后，这部作品就被污蔑为“叛徒文学”，并被列入禁书目录，作者之一的罗广斌也因此遭遇了残酷的打击，最终不幸坠楼身亡，死因至今成谜。
到了1966年7月，《红岩》被批判为“修正主义作品”，这一举动标志着文革时期文化和思想的高度政治化。当时，重庆市委派遣工作组指导市文联的革命运动，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动罗广斌与杨益言交出为《红岩》续集收集的所有资料。8月3日，重庆市委发布了三次《关于罗广斌被捕调查的报告》，指责他为“叛徒”，并将《红岩》定性为“文艺黑线的正出产品”。
这里的问题是：究竟是谁给罗广斌贴上了“叛徒”标签？答案是——重庆市委工作组。
1966年10月23日，罗广斌发起反击，他在解放碑广场与市委工作组展开了公开辩论，坚决否认自己是“叛徒”，并辩称自己的作品没有任何问题。最终，他成功击败了对方的论点，获得了辩论的胜利。一时之间，罗广斌再次成为公众焦点，他被红卫兵视为偶像，迅速在重庆地区成为“造反派”的代表人物。
展开剩余74%罗广斌无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，且这一信念在建国前后始终未曾动摇。
1966年12月17日，罗广斌代表重庆的“造反派”在北京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，控诉了重庆市委制造的“一二·四”血案，声势浩大地喊出了“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，解放重庆山城”的革命口号。这一行动使得他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更加炙手可热。
到1967年1月，重庆的保守派基本崩溃，“造反派”掌控了局面。受上海“一月风暴”的影响，重庆也于1月24日宣布夺权，标志着“八一五派”的崛起。然而，这个派系内部迅速出现了分裂，支持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（革联会）的“八一五”与反对革联会的“反到底”两派，后者的阵营中包括罗广斌。
那么，为什么罗广斌会支持“反到底”？因为他认为革联会排除了工人阶级的“造反”力量，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，是一种伪改革、假夺权的行为。
1967年1月31日，革联会张贴大字报，指责罗广斌“历史有问题”，称他是“周扬黑线上的人物”，还称他是“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”。2月2日，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知，决定抓捕罗广斌。2月5日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、重庆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鲁大东等人，派遣“八一五”派的红卫兵从文联的家中将罗广斌绑架，并将其关押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一栋小楼里。
从2月5日到2月9日，罗广斌在被关押期间遭受了轮番逼供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，日夜煎熬让他痛苦不堪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收到了他两封来自监禁中的信件。
第一封信写道：
“请交来人带来以下生活用品：洗脸用具，换洗衣服，三十斤粮票，二十元钱，两条香烟，几盒火柴，一双布鞋，用旧布包装好带来。希望你和孩子们听毛主席的话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永远革命！毛主席万岁！”
第二封信内容如下：
“请带给我一些生活用品：洗脸用具，换洗衣服和一双袜子，一个月的粮票（二十五斤），二十元钱。以上物品请用旧布包装好，交给来人带来。孩子们好好教育他们，听毛主席的话，锻炼自己，做毛主席的革命战士。希望你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，做彻底的革命者！永远革命！”
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，罗广斌显然没有表现出自杀的任何迹象。事实上，有人说，罗广斌在被关押期间还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下了一句：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！”
然而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，第二天，即2月10日，罗广斌被发现死于被关押楼下。据胡蜀兴回忆，她接到通知，说罗广斌“跳楼自杀”，赶到现场时，发现丈夫的头部有一个大裂口。她要求进行尸检，却被当局拒绝，罗广斌最终被火化，且没有任何调查结果。
胡蜀兴感到极度无助，心中不断回响着丈夫生前说的那句话：“只要是对山城的文化大革命有所贡献，就是牺牲了，也心甘情愿。”
直到1976年，罗广斌才得到正式平反。1982年，重庆市政府公布了罗广斌的死因：他是被人从楼上推下摔死的。至于是谁害死了他，胡蜀兴的回答是——当时重庆市委内的“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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